福建寿宁县北山堂农民茶叶专业合作社社长郑成锦告诉采访人员，“一斤普通绿茶的价格，从茶农手里收购过来时是5元，茶厂需要6斤原料茶才能加工成1斤市场茶，加上机器、人工及物流费用，以及10元左右的利润，茶厂卖给茶商的价格一般是每斤80元，到茶商手里，茶叶价格还存在一个批发价和零售价，批发价一般在100元左右，而零售价即茶商卖给消费者的价格则可提高到一百五六甚至两三百元不等，中间翻了将近100倍，而在这个过程中，茶农对品质的付出是最多的，但所得最少 。”
显然，这极大地考验着“靠天吃饭”的茶农的道德底线，尽管存在国家政策对农药使用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的约束力和“利益”的驱动力之间，如何实现真正有效的平衡，正成为茶叶产业不容回避的问题 。
“农残超标”问题遭遇“冷处理”
在北京一家张一元茶叶连锁店里，经营人员对“农残超标”的问题很是淡漠，而且表示：过段时间消费者就会麻木了 。
在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有关茶叶品牌“农残超标”的报告之后，这些茶叶产品并没有像当年的三鹿奶粉或双汇瘦肉精事件一样，遭遇到“产品下架，重新检测”的危机，更没有茶叶企业做出像双汇“头头检”一样的举措，比如“片片检”或“克克检” 。
相反，4月13日，吴裕泰在官方微博发声明称，经验查公司产品质检报告，茉莉针螺及西湖龙井两款产品质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系合格产品 。
天福茗茶则在港交所发布声明，称绿色和平所指的碧螺春及龙井茶的检测结果处于中国内地适用的食品安全规定及标准范围内；八马茶业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声明表示，公司产品相关检测指标符合国家茶叶卫生标准 。
而在北京一家张一元茶叶连锁店里，经营人员对“农残超标”的问题很是淡漠，表示“产品品质一直都如此，现在是媒体炒作，过段时间消费者就会麻木了 。”
在采访人员的调查中发现，除了少部分茶商借机宣传自己茶叶的品质之外，大部分茶商采取了“冷应对”的态度 。“新闻上不是都说符合国家标准了吗，茶叶出厂时都有检测，我们都达标了还能怎么办？”有茶商这样反问采访人员 。
的确，在“毒茶风波”肇始之初，就有农业专家及茶流通领域的专家站出来说话，表示“农残不代表有危害”，并将茶叶标准这一争议，最终归结于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会有利益的博弈 。
中国工程院院士、茶学专家陈宗懋就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茶叶的生产量大于销售量，两者每年平均相差30万吨左右，导致进口国占据优势 。欧盟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茶叶进口国，他们倾向于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 。而茶叶的出口国在制定标准时，相对较宽 。”
一些学历水平比较高的茶商，也将矛头指向本次“毒茶风波”的肇事者——绿色和平组织，质疑“该组织为何最早只披露了国内茶商的问题，有意忽视了国际茶商的问题？对‘立顿’的披露不过是在压力之下的作秀”等 。
从质量达标到国际竞争，茶叶“农残”问题开始跑题，当绿色和平组织引爆的这颗“定时炸弹”的烟幕逐渐灰飞烟灭的时候，关注“农残”问题，对茶商来说，或者对中国茶叶产业来说，到底还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产业链分成模式受质疑
影响茶农主动提高茶叶质量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茶产业链畸形的利益分成格局 。
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毒茶风波”给茶产业界做出了提醒：要提高茶叶质量和品质，最关键的问题是对茶叶的种植、采摘到炒茶、加工乃至物流、销售进行全过程的系统监督 。
著名茶叶品牌专家谢付亮表示，“茶叶从种植到成品的过程复杂，不仅涉及种植、茶园管理、采摘、加工、保鲜等众多环节，而且涉及到茶农、采茶工、炒茶工、茶企茶商等难以监管的人群 。要保证茶叶质量，我们迫切需要系统的茶叶质量监督体系，同时也需要对‘从业者’管束人心 。”
然而，在缺少全行业领军企业的情况下，谁能成为这一体系的建立者呢？与此同时，人心的管束更需要从业者的主动参与，这意味着茶产业需要从种植端构筑提升茶质量的驱动力 。
一位茶业经营者就告诉采访人员，“茶叶质量监督体系的建立，关键和难点都在种植端，这一体系的建立，除了政府的标准引导、舆论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茶产业链从业者尤其是茶业种植端——茶农的主动参与 。如果茶农不能从源头上切掉农药残留的问题，茶商的品牌就可能随时因为类似危机事件而受影响 。目前，影响茶农主动提高茶叶质量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茶产业链畸形的利益分成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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