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茶叶和鸦片贸易谈19世纪中国境遇】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有学者这样评论：中国人是“在安危之间而不是在是非之间选择了一条道路” 。此话可谓一言中的 。中英两国因鸦片问题而开战，但最后在条约中却对鸦片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只字未提，表面上看非常奇特，其实是心照不宣，各怀鬼胎 。清政府之所以长时间对鸦片持不禁不弛的态度，是因为希望英国不要动用武力，以避免危及自己的统治；英国政府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长时间不急于强迫清政府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是因为清政府的赔偿已经在实际上承认禁烟销烟是错误的，而且基本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没有必要再写进具体条文 。邪恶战胜正义，强权侮辱真理，在中英鸦片战争后的这个条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
然而，在利润和所谓自由贸易高于一切的市场规则中，尤其在19世纪先发近代化国家急于开拓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这一切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因为在那个时代，旧的道德理念正在被突破和抛弃，新的理念尚未形成和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因此只有强权者有话语权，谁有实力谁制定规则 。19世纪的全球化是少数国家强权主导下的全球化，其采用的手段是，能靠廉价商品取胜的地方就利用通商贸易占领别人的市场，不能用市场法则取胜的地方就用枪炮去直接占领 。你的软弱和危机，恰好正是别人的机会 。在19世纪全球化的链条中，中国处在最脆弱最不利的那个环节 。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19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既未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躲过灾难，又未在茶叶贸易问题上抓住机会，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
在与英国有关鸦片的交涉中，中国政府最初曾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天真地力劝英国人不要从事此类危及中国人健康的肮脏生意，而根本不知道鸦片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不知道鸦片贸易是英国维持汇兑顺差的重要手段，而只有靠着这种顺差，英国人“才能得到从中国输往西方市场数量不断增加的茶和丝的支付手段” 。恐怕很久以后中国人才理解了这一点 。尽管英国国内自始至终不乏谴责鸦片贸易的正义的声音，比如鸦片战争刚开始时，一些正直善良的英国人士便纷纷向下院递交请愿书，抗议向中国倾销鸦片 。仅在1840年2月至8月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递至下院的请愿书就有150多份，要求在印度禁止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禁止英印商人走私鸦片，停止对中国的战争等 。但这种正义的声音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更不足以改变英国的国策 。只是到了20世纪初期鸦片对英国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候，这正义的声音才真正发挥作用并付诸实施，可是至此鸦片已经毒害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了 。
中国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鸦片问题上，中国人正是因为“不知彼”才处处被动挨打，及至泛滥不可收拾 。所谓“不知彼”，首先是不知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不知农业社会即将为工业社会所取代，不知所谓的自由贸易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其次是如上文所说，不知鸦片贸易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性 。当然，实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当时情况下即使中国了解鸦片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仍可能无可奈何，更无法阻止鸦片的输入，不过我们那样至少能知道为什么挨打，并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关于茶叶，中国人仅凭直觉和英国对茶叶的巨大需求量知道英国人已经离不开茶叶，但实在不明白这“红毛夷”为什么这么迷恋中国的茶叶 。有的中国人甚至荒唐地认为，英国人因为吃的都是肉和奶制品，需要喝茶来消化这些食物，不喝茶就无法生存 。在这里，表面上看是中国人对英国的生活习俗不了解，而实质上与昧于鸦片对英国的重要性一样，反映了中国人对周围世界的无知，尤其是对西方近代化过程并由此而引起的消费变化的无知 。
实际上，此时的英国（包括此前的荷兰等国）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同东方贸易的大发展而引发了消费需求的变化，有学者称之为“消费革命”，一个突出表现是茶叶代替酒类并成为人们最为欢迎的饮料 。根据常理，这应该是中国产业发展的绝好机会，可惜尚处于前近代社会的中国人不具有这样的意识，当然这是我们无法苛求于他们的 。当时中国人的想法非常简单而朴素，认为反正茶叶只有中国才有，无论价格多高，质量多差，英国都必须购买，因而很少注意改进技术和提高质量 。这导致中国茶业不仅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被印度茶业超过，失去了茶业霸主地位，这种结局影响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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