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弄清元稹是否变节，首先要考察裴垍卒后元稹的立场有无变化，《感梦》诗写作前后元稹的言行是否一致。裴垍卒后，元稹对其仍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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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九年年底，政敌不让元稹有平叛立功的机会，突然将其调离淮西前线，令其西归长安，途中元稹有诗怀念裴垍《西归绝句》，十年三月，元稹贬为通州司马，六月，染病危重，不得不于十月北上兴元求医问病，途中又有《感梦》诗，盛赞裴垍对自己的关怀和支持，并向他人称颂了他的功德。元和十三年，元稹在《上门下裴相公书》中，再一次提到裴垍对自己和其他直臣义士的奖掖和提拔，并希望宰相裴度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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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元稹还一直与裴垍的亲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元稹对已故裴垍的态度并未改变。装拍谢世，元積失去了有力的支持，处境确实很困难，但他斗争的决心仍然是很旺盛，其诗云“半夜雄嘶心不死”、“为言腰折气冲天”、“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可见一斑。其时，元位低职卑，政治上难于有所作为，他抱着“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态度，尽自己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如在当阳县以同情“因犯”的态度处理案件；荆南少数民族骚动，元稹建议和平安抚；准西吴元济叛乱，元稹积极参加平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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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官期间，元镇只能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他编集了自己的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诗集，还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反映现实、抨击社会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在兴元与刘猛、李徐一起从事新乐府运动，写出了《乐府古题》等一大批抨击丑恶现实的诗歌。从中亦可见，诗人内心仍然同情百姓的苦难，愤恨权贵的跋扈，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与前期相比，贬职期间元稹确实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这是无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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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期的元稹，实权在握，恢复了前期的锐气，如在同州均田平赋、在浙东罢进海味，在尚书左丞任“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了议者七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看出，元稹在贬职期间因政治地位下降，其斗争方式也必然有所改变，但他斗争立场未改，政治气节未变，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元稹变节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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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荆南节度使府与不申户口、不纳赋税而养兵四守谋拒王命的河阳、镇冀、准西等地方割据势力完全不同，严缓是朝延的派出官员，他与使职世代相袭的藩镇头目也不一样。准西叛乱时，严受曾参与平叛之战荆南六州少数民族骚乱时，严级也设法和平级乱。因此所谓元稹巴结藩镇严的实在含义，至多也只是元巴结上司严而已，此乃封建社会中司空见惯之事，恐怕是不能用来作为元稹变节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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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准西时，元曾代严写过三篇书表文告，指责吴元济“丧父礼亏，干君志”、“擅胁仕使，偷侵县道”，指出版乱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百姓日，赋月如，天兵四临，耕织尽废。窃闻牡者劫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劝谕准西将土争取“自新之路”，警告吴元济放弃“非望之志”。可见，元对真正的藩镇一一地方割据势力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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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之所以没有打击元稹，可能还因为过去打击元稹的宦官集团是以吐突承璀为首的，与严缓当时的监军使崔潭峻不是一派，更与严缓本人无关。在臣官、朝臣均分党结的情况下严没有必要打击一个与其素无冲突、且又能效力奔走的下属。而“恩顾偏厚”四字，是严绶卒后，其子为请求元稹为其父撰写行状，以向朝廷请求诏赠而说的套近乎的话，对它看得过真是完全没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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