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到底有多繁荣富裕?宋朝人的生活水平( 三 ) _生活百科

这些数字不能说准确，但宋代政府非农业收入大大超过农业收入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就表明宋代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以加重对农民(主要是主户中的自耕农)的剥削来实现的。工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所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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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隐田，也就是偷偷开荒。这种偷偷开垦的土地，收入可全都是自己的。据杜文玉研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 2《食货典二》中记载唐天宝中的耕地面积不是真正的垦田数，唐代实际的垦田最高时为620 余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 0.783 亩，宋代一亩约合今 0.974 亩，如果把以上耕地换算成今亩，唐代耕地为 485 万多顷，宋代为 511 万多顷。唐宋都有隐田现象，宋代耕地多于唐代，赋税高也是理所应当。
工商业的繁荣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其次家庭手工业也是自耕农拓展财富的手段。这应该是宋代自耕农的多种经营!
吴晓波做过数据研究，他推测宋代的城市化率在32% 。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5.7%，这就是差距。宋代养活了当时全世界最多的城镇人口，两宋的都城人口都在百万!没有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盛况的。
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居住在城镇周围的自耕农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种植业，出现了大面积种植瓜果蔬菜的特殊景象被称之为专业户，如果农、菜农。瓜果蔬菜的收益可是很高的，靠近城市就地贩卖，专业户普遍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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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所说，“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铁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使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往往从事多种混合型的经营活动。只要有致富的想法，是能够富裕起来的。
其次家庭手工业也大放异彩。
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等在宋代农民家庭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家庭纺织业对一个家庭的贡献是巨大的，宋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汉唐时期，以丝绸为代表的纺织业达到了顶峰。北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开始出现，到南宋时已成定局。这种情况的出现并没有意味着两宋纺织品产量的下降，史料显示，即使是在战乱频繁的河北路一带，纺织品的产量仍然很大。因此在农民的家庭经济构成中，纺织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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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得出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每户农田面积为95.5 亩，到九十年后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降为 34 亩。土地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自耕农纯种地收入比重的下降，相应的，纺织业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性就会增加。
江南地区蚕桑业更加发达，比如自然条件较好的吴中，蚕一年可以成熟八次，养蚕制丝获利极大。十口之家，养十箔蚕，可织小绢三十一匹，易米四十三石，按宋代粮食亩产米二石计算，养十箔蚕相当于二十一亩地的粮食产量。我们又可以根据古代蚕桑的比例，算出养十箔蚕只需要大约三亩桑田(桑树的下面还可以种粮食) 。
从数据来看宋代农民的生活还是挺滋润的，那么宋代史籍中关于民众生活疾苦的记载是怎么来的呢?
宋代史籍中对农民生活疾苦的记载
不论是正史典志还是文集笔记，对中国古代农民的描述大多是灰色的。今人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农民生活的悲惨。
宋代正史典志中对农民生活困苦的描述很多，以司马光说的这段话最为典型，后世引用的也最多：
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载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域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
解读这段史料很容易得出宋代农民生活悲惨、地主剥削残酷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结论。
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条史料的背景和写作者的目的，就不难发现上述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首先，这是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抨击新政时说的，为了达到目的，很可能存在夸张之嫌。
而且就这段话来说，如用“忙碌”、“辛苦”等词语来概括反而更显恰当。
至于“水旱、霜雹、蝗域……”都不是社会的常态，不足以概括自耕农的平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