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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不为民作主?当官不为民做主出自( 二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更是得益于他的养育与教诲 。
白朴的父亲白华，与元好问是结拜兄弟 。蒙古人攻入汴京时，年仅8岁的白朴与父母失散，危难之时，元好问收养了白朴姐弟 。只是，元好问也是亡国之臣，被押赴山东，生活尤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姐弟犹如亲生，不离不弃 。北上的路上，白朴感染伤寒，昏迷不醒，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 。或许是上天保佑，第六天时，小白朴竟然在元好问的臂弯中出汗而愈 。元好问惊喜不已，每天教他读书，悉心培养 。白朴 12岁时，元好问才将他们姐弟送归到白华身边，白华感激不已，写诗谢道：“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 。”此后，元好问每去白家，都要指导白朴治学门径，还写诗勉励他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 。”可以说，白朴的艺术成就中，有元好问巨大的心血 。

当官不为民作主?当官不为民做主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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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做的第三件饱受争议的事情，是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以 63岁高龄北上觐见忽必烈，给他奉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 。忽必烈很意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元好问乘机提出免除儒户的兵赋等建议，忽必烈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了 。
有人说这是元好问在拍忽必烈的马屁，但所提要求显而易见地反映出他的真实动机：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 。元好问给忽必烈戴上“儒教大宗师”的帽子，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并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以儒治国” 。第二则是源于他对蒙古统治认识的转变 。曾经，在亡国后，元好问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然而元朝建立二三十年间，他看到忽必烈能够让百姓安定地生活，并消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从内心也感到钦佩 。他在诗中说：“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 。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把蒙古称为“汉家”，这表明他内心里的对立情绪消失了，对蒙古政权已经逐渐认同 。
墓碑上只刻7个字
金朝的覆亡、元朝的建立已不可阻挡，元好问不是只忠于一家一姓的古板儒生，他最关心的是“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感慨道：“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 。”为此，他决定为后世留存一部金朝的历史 。然而，在活着都是未知数的动乱之际，这是何其艰难啊!
汴京被围时，元好问就向丞相建议，用小字抄录一遍国史，以便危急时刻让一匹马就可以带走 。丞相认为主意倒是不错，可城外战马嘶鸣，哪有功夫干这个事 。
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时，便开始着手记录金史的工作，他一方面回忆前辈及友人的诗作，想到了就立马写下来;另一方面为人撰写碑铭，通过记述人物的事迹来叙述历史，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 。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已半百的元好问获得了自由，回到老家忻州，那种欣喜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在诗里写道：“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煞人!”当然，回家还有更伟大的使命，“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 。”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野史亭”，是元好问储存资料、撰写历史的地方 。从此，他常年奔波于燕京、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地，搜集材料，凡是金代君臣们留下来的言论、事迹，他都认真采集 。听到的一点一滴，他都用小纸条记录下来，多达100多万字 。
在付出了 2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元好问终于完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数部鸿篇巨著 。《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收录了诗词2116首，意在“以诗存史”，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诗史的新体例 。后来元朝丞相脱脱主持修撰《金史》，元好问的这些著作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 。《金史》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比较精良的，元好问功不可没 。
虽然在史学上贡献巨大，但元好问最引以为豪的，还是他的诗词造诣，甚至在临终之时，他嘱咐后人在墓碑上只刻7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 。
元好问的诗词理论功底相当深厚，28岁时，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评论集《诗论三十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以诚为本”的诗歌理论 。
在诗歌创作上，元好问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对此，他曾非常自信地说：“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 。”
这些诗都写于金朝灭亡前后，山河破碎，流离的痛苦、内心的忧患浸透于他的诗歌之中，具有史诗般的意味 。例如，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中，元好问描绘说：“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这些文字，笔笔浸血，字字含悲，堪称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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